根據相關負責人的說法，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后，由于有招標采購機制的約束，醫院銷售的藥品價格會保持基本穩定。此外，藥品價格違法行為將列入價格誠信記錄，并根據相關規定把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嚴重違法行為列入藥品集中采購不良記錄。針對可能“漲價”的擔憂，相關負責人也明確表示“絕大部分藥品市場交易價格不會上漲”。
無論這是因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還是基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的縱深推進，對藥品定價的放手，都是值得歡迎的“有一種愛”。事實上，這種對放開定價的興奮，以及對放開定價后對“藥價會不會大漲”的擔憂，喜憂交加中所糅合的乃是對改革求變中的社會福利期待。
當然，這并非是要對此前政府定價機制的全面否定。始于2000年的政府指導定價管理，首先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而從政策路徑來看，這種以壓抑藥品價格虛高為目標、以政府管制為手段的規制，在一段時間里“對遏制藥價不合理上漲發揮了積極作用”，實現了社會短期福利的改進。
但是，回望“政府定價”走過的來時路，除了陷入“不能及時反映和引導市場供求”、“與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存在功能重疊”、“對藥品實際交易價格的拉低作用越來越弱”的尷尬外，附著其上由扭曲的市場競爭帶來產業發展無序、管制設租和企業尋租引致的腐敗叢生，更是成為其不可承受之重。一個最直接的力證是，10多年來的30次政府管制背景下的降價，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居然還能聽到“90%以上的藥品都有降價空間，價格砍掉50%，一點問題都沒有”的聲音。于此而言，在社會福利價值實現上的失敗，成為“政府定價”失靈的注腳。
“政府定價”的失靈，或許有著時代變遷的背景，但是，從根本上說，它在歷史長河中黯然退去，不僅在于醫藥合業、以藥補醫的醫療體制的格格不入，更在于對于藥品這種特殊的準公共產品的規制失范，在藥品價格所衍生的產業鏈上，叢生著尋租和投機的暗流。
此番對藥品價格確立市場為主導的價格形成機制，所要著力實現的愿景，不僅僅在于推進醫藥產業在市場格局下的蓬勃，更是在于通過改善醫藥產業格局，建立合理公平的價格秩序，厘清醫藥產品的社會性和經濟性，在社會福利改進和醫藥產業發展實現最佳平衡。藥品價格治理重構的著眼點，在于政府需要確立清晰的治理目標和價值取向。更具體來說，它應著眼于社會福利價值的回歸，比如讓看病不再難、不再貴，彰顯出以民生為重的社會福利價值取向。
值得欣慰的是，在此前的《推進藥品價格改革的意見》中，就已明確提出了強化醫藥費用控制和價格行為監管的具體措施，以引導藥品市場價格合理形成，進一步減輕患者費用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