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不良反應救助道阻且長 基金先行能否破題？
作者：佚名 來源:醫藥網 20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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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在北京藥盾公益基金會主辦的“嚴重藥品不良反應社會救助基金項目”籌備會上，一組數據引發了與會者的討論：2011年～2017年間，北京市各級醫療機構或因藥品不良反應（以下簡稱ADR）引發糾紛88起，患者索賠金額共計238.42萬元，而實際獲得的賠償金額僅1.88萬元。
北京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劉方在解讀數據時稱，大量糾紛未被理賠的主要原因是責任認定不明：在復雜的臨床用藥情況下，如何判定患者的某些癥狀確是因ADR而起？如果確定是ADR，如何界定醫療機構、藥品生產企業等利益相關方的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嚴重ADR受害者的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
“目前，我國沒有專門法律對ADR法律責任進行明確，也沒有建立ADR相關救助機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沈群紅說，“只有建立ADR救助機制，嚴重ADR受害者才能獲得救助。”
救助機制建立需要法律馳援
ADR是指在合理正確用藥的情況下，出現與用藥目的無關或意外的有害反應。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各國住院患者發生ADR的比例為10%～20%，其中5%的患者會因為嚴重的藥品不良反應而死亡。然而，這些受害者的權益卻鮮獲保障。
2015年，乙肝患者冉金發向廣州花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起訴對象為廣州花都區人民醫院、天津藥物研究院藥業有限責任公司、葛蘭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起訴原因是患者在服用了葛蘭素史克旗下的抗乙肝藥物阿德福韋酯后，出現了骨軟化癥狀。
法院認為，出現骨軟化癥狀與藥品質量無關，企業不承擔相關責任；醫院也不存在不合理、不正確的用藥情況，醫院也不是ADR的責任主體。不過，法院認為廣州花都區人民醫院由于未根據說明書上提及可能發生的ADR對患者進行定期腎功能檢查，存在過失，因此承擔原告損失的30%的賠償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患者雖然獲得了部分賠償，卻沒有因為ADR獲得應有的救助賠償。
在多方無責的情況下，缺少對患者ADR的救助，會帶來制藥行業生態體系的惡性循環：患者因不信任企業而無法獲得必要的治療，企業因此也無法招募更多的受試者開展新藥研究。“嚴重ADR救助制度建設是國家經濟和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北京藥盾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張曉樂認為，通過基金、保險等社會救助方式，可以平衡ADR受害者的權益和藥品生產者利益，分擔新藥研發企業風險，構建健康的藥品研發、生產、使用生態系統。
基金救助模式初探
“對嚴重ADR受害者進行社會救助，有基金、保險等多種手段。”中國醫藥衛生文化協會常務副會長鄭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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